我已97岁高龄，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有74载。回首过往，19岁时心中那句“我的生命，应当为人民服务”的信念，始终伴我前行。

在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熏陶下，我从小就怀揣着对正义的向往。中学毕业后，我遵从父母的意愿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完成了医预科。当时正值解放战争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投身其中，参与街头游行，并组建了民歌社，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，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加入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。在那里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，同时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文艺演出。那是一个充满自由空气、年轻人热血与理想的新天地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很快在团队中崭露头角。鉴于队员们普遍缺乏专业训练，常在附点音符和切分音上出现偏差，我便耐心指导纠正。因此，大家推举我负责打拍子，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。我的指挥生涯，正是这样在革命工作的需要下，不自觉地开启了。

文工团的经历，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，让我深刻理解了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为我一生坚持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之中，我聆听了当地群众朴素而真挚的歌声，感受到了其旺盛的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更加坚信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艺术惠及大众。

1952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革命队伍教会了我“文艺来自人民，应当为人民服务”的理念，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此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赴苏联学习合唱指挥，后又公派我前往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三年的留学期间，我每天沉浸在专业学习中，反复研读总谱，并频繁出入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观摩排练和演出，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时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今天的成就，皆是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以专业所长回馈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被调任首席指挥，同时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取了一个“笨办法”：自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起，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个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和音乐特色等。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受到了观众的欢迎，并被誉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我这样做，只是希望大家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。这件事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投入大量精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止步于此。歌剧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是关键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却不这样认为。我毕生的追求，就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想，哪怕“和者”一天只增加一位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当努力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，使其更具活力和创造力。

近年来，许多人称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因为我年逾九旬仍坚守在指挥一线。其实，我只是认准了该做的事，便倾尽全力去做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三次罹患癌症。当被问及是否害怕时，我回答：“害怕能解决问题吗？”疾病来临，便积极治疗；若是无法避免，便抓紧时间完成未竟之事，以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都挺过来了。

前不久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。周围的人常问我是否劳累。一天的七小时课程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够将这些宝贵的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则是其中的统帅，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素养、卓越的组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。只有真正扎根，才能播下希望的种子。

临近百岁，我感觉自己正与生命赛跑，与时间赛跑，能多做一点是一点。从19岁投身革命起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践行了一辈子。

我常说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因音乐而充满活力。我一生未曾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该做之事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绵薄之力。

我这位97岁的老党员，别无他愿，唯独珍惜每一个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，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